5月22日至26日，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达沃斯举行。本次会议恰逢俄乌冲突叠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正面临严峻挑战。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各国如何在控制通胀和避免衰退之间实现平衡？

在达沃斯的会场，界面新闻专访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法国凯辉会计学教席教授丁远。在加入中欧之前，他是法国HEC管理学院会计与管理控制系的终身教授，也是欧洲会计学会、法国会计学会及美国会计学会成员。今年，丁远是为数不多的到达沃斯现场参加年会的华人学者，也是多家国际媒体争相约访的中国经济专家。

丁远对界面新闻表示，过去几十年，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最高效、最可靠的供应链环节，得益于中国政府和政策的稳定性，给跨国公司和上下游企业带来了信任感，在全球建立起了良好商誉。如今，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一波新生的、低成本制造大国即将出现。虽然现在市场上都看好越南，但他的判断是，越南对全球供应链改变的程度将达不到外界的期望，印度有可能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以下为访谈实录，刊发时有编辑。

大家都在“焦虑”短期问题

界面新闻：距上一次达沃斯线下年会已过去两年，世界局势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尤其是俄乌冲突和新冠疫情令全球对经济的担忧日益强烈。您如何看待世界经济格局的现状和未来的挑战？

丁远：目前来看，后疫情时代确实已经到来了。我参与经济方面的讨论比较多，其实（欧洲）这边的相关讨论中，疫情已经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了。在通货膨胀的状态下，他们现在最关心的问题首先是怎样调整利率。

去年开始有通胀苗头的时候，美国和欧洲各国央行都还在否认，认为（通胀）是短期的，所以大家在（加息）这个事情上都拖了比较久。而现在，美国加息节奏在加快。前段时间，美元升值，很多人说人民币贬值了，其实并不是。人民币兑欧元、瑞郎等其他货币都没怎么贬值，主要是美元升值了。各国加息过程中又碰到另外一个问题，一般加息要在经济增长比较强劲的时候，而目前美国经济也出现一些脆弱性，欧洲的问题更大。

尤其在俄乌冲突爆发后，造成全球的供应链出现问题，特别是能源和粮食这两大领域受到影响。俄罗斯是油气大国，乌克兰是粮食大国，整个黑海的运输全部断掉，导致全球的能源和粮食危机。自去年开始，石油价格和粮食价格已经在上涨。现在看来，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欧洲，因为历史原因导致欧洲对俄罗斯油气的依赖性很强。

冷战时期，西欧和东欧的经济往来很少，但苏联解体后，当时西方尤其是欧洲与俄罗斯建立了一个非常紧密的、互通有无的产业链，俄罗斯给西欧提供大量的能源，欧洲给俄罗斯提供精密机械、汽车，在农产品、乳制品、肉类等其他产品也有很多的往来。这一次，要通过制裁手段把（贸易）关系切割，大家都很痛苦。西欧对于天然气有需求，但是要从美国购买页岩气的运输成本非常高，而且页岩气污染环境的程度比俄罗斯天然气要严重得多。

在这种（欧洲能源危机）背景下，大家甚至都在担心欧洲会不会滞胀。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欧洲敢不敢加息？加息，经济可能会衰退；但是如果无法遏制通胀的话，现在欧洲的普通老百姓对物价上涨的反应也非常强烈。所以最近在这方面讨论非常热烈。

此外，受到新一轮奥密克戎疫情的影响，中国对海外的供应链进出都受到巨大影响。如果供给端能力不足，通胀就更严重。这也是本次达沃斯会议的焦点话题，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太多好的解决方案，大家也非常焦虑。前几年情况跟现在有一定差别。

界面新闻：现在和前几年的情况具体有什么不同？

丁远：前几年，在大的问题上，大国之间还有一定的共识。虽然大家也很担心民粹主义，包括达沃斯的所谓合法性，我记得当时街上已经有很多年轻人在游行抗议达沃斯，但至少那时精英阶层还对全球化有着相对完整的共识，大家一起往这条路上走，现在这个共识就弱很多了。

那个时候，在共识的基础上，大家讨论的事情相对长远一点，比如说第四次工业革命、颠覆性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问题。

我从2016年参与达沃斯，一直到2020年，大家在会上讨论的还是比较大的问题，也是因为刚好2020年达沃斯论坛是在疫情大规模爆发前举办的，当时世界经济没有出什么大的毛病。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我感觉大家讨论的内容比较短期、应急。

界面新闻：刚才您提到了欧洲的能源危机，一方面欧洲离开俄罗斯能源后会非常痛苦，另外一方面能源转型也是必须的，以您的判断，欧洲有哪些方式可以在短期和长期缓解能源危机，这一过程预计需要多久？

丁远：这个事情欧洲已经在做了，一方面 ，绿色转型（Green Transition）肯定会加速，将会对能源选项进行评估。像法国注重核能，某种意义上来说原来在欧洲是少数派，而现在（曾坚定放弃核电的）德国又在重新审视（弃核）政策。另一方面，欧盟也在推进“南部天然气走廊”项目，把最远到阿塞拜疆、土耳其等国的能源高效地输送回来。其中最大的胜出方是土耳其。最近几年，欧洲跟土耳其关系一直不太好，欧洲在这里给土耳其一个咸鱼翻身的机会，因为土耳其在这一次的协调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包括在未来欧洲能源的核心作用，土耳其会变得非常重要。

另外一点就是中东问题。前几年美国对中东问题是不怎么管的，原因在于，美国页岩气革命以后，美国不但实现能源自给自足，还有盈余可以输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二战结束到海湾战争以后，如今美国对中东的兴趣减小了。而欧洲现在考虑到自己的能源问题，可能会对中东很重视，地缘政治的背后就是经济，或将重新勾画欧洲到近东到中东到中亚地区的关系。总之，这个问题肯定能解决，只是比较痛苦一点，包括前两天也在说德国人又开始多烧煤，肯定它也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能源危机对欧洲未来5年到10年的碳排放目标的实现和保持，可能会带来很大的挑战。刚才讨论了很多选项，其实都是会增加排放，但当一些短期危机出现的时候，大家肯定去救这些短期危机。对他们来说这个问题是肯定要解决的，而未来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突然就变得非常阳春白雪。

警惕刺激过度之后的全球紧缩

界面新闻：您刚才提到在新一轮全球通胀的风险下，美国本身经济也有一定脆弱性。在您的观察中，美国经济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丁远：现在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比全球其他国家都要高。美国（民众）间接通过养老金和各种共同基金（投资金融市场），还有个人直接投资，所以美国国民对资本市场的参与程度和资产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另外美国房地产行业的证券化程度也非常高，负债率也非常高，很多人都通过抵押购买房产。大家都可以看到，其实现在这两块东西都很脆弱，美国现在经济复苏，就业情况也非常好，但实际上它未来的走势会有很大压力，所以美联储在（加息）这个事情上操作还是非常谨慎。也有人批评他们过于谨慎，因为如果从纯粹控制通胀角度来看，美联储早就应该加息，但它犹犹豫豫，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美联储缩减）资产负债表的情况下，如果加息，美国债市和股市都跌，冲击到金融以后就冲击到市场信心，最后也会冲击到实体经济，这是美国现在比较担心的。

界面新闻：据您观察，在全球范围有没有一些问题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的脆弱性加深？

丁远：刚才提到了经济衰退可能导致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泛滥，这是一个风险。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风险是，抗风险能力比较差的国家如何应对债务。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也表示，大约60%的低收入国家目前正处于或可能出现债务危机。另外一点是，发展中国家的老百姓饿肚子、抢粮食，通胀带来的风险，会不会引发局部争端甚至战争？这都是有可能的。很多经济一直比较脆弱的国家的社会稳定，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界面新闻：正如您刚才所说，现在回过头去看，能感觉到2020年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分水岭。您对于我们在经济周期所处的位置是怎么看的？

丁远：我觉得目前我们正处在退出长期量化宽松的阶段。实际上，从2008年金融危机结束以后，像欧盟、瑞士，欧元区、瑞郎区早就进入负利率了，美国还差一点点。最早我们看到日本（实行负利率），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很奇葩的事情，后来负利率在发达国家实际上变成一个常态。在负利率的背景下，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会带来多大的资产价格的重置？会有很大的动荡，对于加杠杆的人尤其如此。如果你不玩杠杆，最多就是过去几年资产缩水了，名义价值原来值一个亿，现在可能值6000万。但对于玩杠杆的个人和企业，（资产）有可能就没了。

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原来这个情况只在日本发生过，这个过程在经济学上叫做资产负债表经济。当全球都在缩表，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时你再给经济输血，没人愿意要，因为他们首先考虑是要缩减资产负债表，而不想在净资产已经快没有的情况下借钱，只想把资产负债表不断紧缩，这就可能会进入全球紧缩的状态。很多专家现在比较担心这一点。因为现在不只一个区域，而是全球，在刺激过度之后都有出现这种趋势。

印度的成长潜力更值得关注

界面新闻：刚才您也提到新一轮的疫情对产业链造成的影响。最近我们也看到一些观点认为越南可能会后来居上。

丁远：关于这点，我觉得国内有一个很大的误区。甚至可以说有时候社交网络对产业链的评价口径是非常危险的。通过三十多年的积累，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有些产业甚至起到枢纽的作用。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能成为全球最高效、最可靠的供应链环节？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逻辑，是因为中国高效、投入产出比最合理、非常可靠。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政府和政策的稳定性，给跨国公司和上下游企业带来信任感，这是中国过去三十年中在全球建立的商誉（Goodwill）。我们要避免多年建立起来的整个构架的重组和坍塌。这是我这几年一直非常担心的事情。

疫情前期，人家可能不得不把很多产业转移到中国去生产，因为中国当时疫情控制得最好，产能恢复早；现在这一波疫情，实际上把很多企业的产能压下去了。

20世纪80年代，美国也有一个高通胀（阶段），后来（通胀）下来是在里根上台以后。回头来看，当时为全球经济低成本提供复苏机会、低成本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引擎就是中国。也有很多学者研究这件事，当时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崛起，给全球带来了一个消除通胀（的机会），在低成本的情况下极大满足物质生活的丰富。当时我们称为“沃尔玛现象”、“家乐福现象”。现在是不是会有一波的新生的、低成本制造大国出现？中国肯定要去走更高端的、技高附加值为主的产业，因为中国现在人工成本已经很高了。现在越南一般技术工人的人工成本只有中国的1/3，，印度更低，可能就1/5，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没有办法再靠低端产业竞争。

今年大家都很看好越南。其实越南人会过得很舒服，但越南对全球供应链改变的程度，达不到大家对它的厚望。

越南人口和面积的体量就相当于广东省，形状还比广东省狭长得多，很多去越南投资的中欧校友都表示当地交通非常糟糕，一是因为基建落后，二是因为南北狭长、地形多山，修路成本非常高。从这个角度来看，越南目前做得不错，未来几年完全有可能有很好的发展，但它就是一个广东省，对全球的供应链的贡献或者冲击没那么大。如果想找到“下一个中国”的话，只能去看印度了，别的国家没有那么大的厚度。

界面新闻：这次会上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印度的存在感很强，街上有很多印度的展示厅，印度的代表团人数众多，可以看到印度似乎希望更多地与全球顶级玩家去对话，不知道您是否有同感？您对于印度经济在未来的预期如何，印度可能成长新的全球性力量吗？

丁远：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朱天教授有本书中讲到念，中国过去几十年对印度有一个非常错误的理解，但实际上除了中国之外的所有发展中国家里，印度是持续增长效率最高的一个国家，没有之一。印度过去几十年的增长做得非常好，现在印度人均GDP大约只有中国的1/6，人口总量跟中国已经很接近，但是印度人口结构又非常年轻，人力成本又比较低，所以它的成长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当然，印度国内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语言、文化、宗教差异性太大，所以内部市场的效率很低。教育方面，接受高等教育的印度人素质非常高，但是种姓制度下印度教育的差异非常大，与中国达到同样GDP水平时相比，印度的平均教育水平要低得多。总之印度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但都是一些内部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发展，外部环境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能不能抓住机遇。外部环境现在对印度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所以印度现在进入到一个适合发展的外部环境，但能不能更上一层楼，这就要看印度自己能否抓住机会。

界面新闻：乌克兰危机以来，印度官方所采取的也是一种中立状态。

丁远：印度在历史上买了太多俄罗斯的武器装备，所以印度跟俄罗斯在很多关系上是割不清的。那么它又不想特别得罪美国人，最近好不容易有“印太”这个提法，每个问题美国都把印度拉进来，包括澳大利亚、日本都跟它走得很近，所以印度在中间也想玩一些“骑墙派”的做法，能够保全既得利益和未来成长的机会，这也是印度的国家政治特点。

像瑞士也一样，这一次金融制裁（俄罗斯）是对还是错，瑞士人自己也在讨论。每个国家很难说什么一定是对的，或者说没有绝对的对错。

来源 | 界面新闻